新天津报（1924.09 – 1944.04）电子版
书名：新天津报
时间：1924.09 – 1944.04
格式：zip
大小：108.8G
沦陷前的天津报业繁盛，除号称四大报的《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外，在一系列小报中，影响最大者，则非刘髯公所办《新天津报》与《新天津晚报》莫属。
刘髯公生于1893年，本名仲儒，天津武清人。早年曾进军界，后至津城法租界巡捕房任职。1924年，他在津创办《新天津报》，特聘当时报界名人薛月楼为主笔、上海《申报》驻津记者朱晓芙为编辑主任、段桐坡为经理，社址选在法租界24号路马家楼（今长春道与山东路交口）。由于他在法租界长年混事，知晓法国报纸篇幅小、版面多。因此，《新天津报》一创刊，他便决定出版4开4版小报4小张，计16版。随后，刘髯公又于1928年再办《新天津晚报》。为了进一步扩大销路，他聘请评书艺人口授剑侠评书，并派专人记录整理成篇，于《新天津晚报》连载，次日再编入《新天津报》重登一遍。此举颇能吸引当时的市民读者，使得两报发行份数扶摇直上。在民国武侠小说中名声颇响之《三侠剑》、《雍正剑侠图》、《明英烈传》、《大宋八义》等评书体剑侠小说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这些小说的版式都是先排成32开书版，每天在晚报与日报重复刊出1000字后，其版不拆，再原封不动印成单行本，每册四五百页，用灰色粗纸做封面，书名只是几个隶体字。印刷虽然粗糙，但销路颇大，由此亦可窥见刘髯公经营报纸之心计。
《新天津报》由于连载评书大获其利。赚了大钱的刘髯公遂于1935年将报社迁址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与民族路交口)，购置了宽敞华丽的报馆与最新的印刷设备，并拥有了百余人的印刷厂，数十人的编辑队伍，除出版日报与晚报外，尚办有《新天津月报》及《文艺报》等副牌报纸。这一切，使《新天津报》成为当时天津小型报中最有气势的一家，其气派几乎压倒同在一条马路上的《益世报》。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战爆发，《新天津报》很快便灾难临头。
沦陷之初，鉴于《新天津报》在战前刊发了大量反日文章，日伪已将其列入另类。但由于该报地处意租界，日伪在无可奈何下，便多次威胁利诱刘髯公出任伪职，对此刘髯公均予以拒绝。他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不仅坚决不与日方合作，而且不肯发表日方供稿。为此，他整日在报馆深居简出，拒绝同日方接触。然而慷慨好义的性格，最终还是让刘髯公落入敌手。
天津沦陷后，大批难民逃到意租界，当刘髯公看到难民夜宿街头时，立刻与仪品房产公司协商筹房，并向天津富商常铸久、雍剑秋等募捐。1937年8月3日，他在为解救难民而欲往法租界奔走房屋时，于万国桥（今解放桥）被日方捕获。日本人欲说服他附逆，并许以维持会负责人。刘氏非但不合作，反而破口大骂，日军打断其腿，将其投入宪兵队牢房。著名史学家卞僧慧先生当年作为清华大学学生，在由北平返津时，在天津老龙头车站被日军逮捕，并被关入牢房。据其晚年回忆：“这间黑屋子约有五六平方米，前面为木桩栅栏，门内有一尿桶，屋内先有一人，躺在榻榻米上，衣服褴褛，乱发长须，有似南市乞丐。自报是《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并谓前些日子乘汽车从意租界报社往法租界，在万国桥（今解放桥）头遭日军劫持至此，遭毒打伤腿，拘禁此屋……现在腿伤出血，沾住裤腿，躺着稍一转动，疼痛难忍云云。其状殊为可悯。”就在这间囚室内，刘髯公曾对卞僧慧说：“我们身经这番磨难，必须把国家的凌辱，人民的涂炭，原原本本，写成信史，留给后人。”并以将来写好“华北沦陷之惨痛”互相勉励。
卞僧慧在被关押20天后，以“误会”获释放，但刘髯公却因用戏词大骂日伪而再度惨遭酷刑，并被投入水囚死牢。此时期，刘氏家眷四处奔走，于当年10月底方将奄奄一息的刘髯公赎回。刘归后仍大骂日本人不绝于口，并告知前来探望的部分友人，赶快躲避，日本人曾打听过他们。1938年4月28日，刘髯公终因元气大伤，不治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