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日记 （全18册）PDF 电子版
书名：越缦堂日记
册数：18册
大小：403M
格式：pdf
《越缦堂日记(套装共18册)》是李慈铭积四十年心力，铢积寸累而写成，日记共包括《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乙集－壬集》、《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记》、《祥琴室日记》、《息荼庵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荀学斋日记》、《苟学斋日记后集》九部分。洋洋数百万言，不仅记载了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足资后世学者参考，同时书中也记录了他的大量读书札记，“略如四库全书提要之例，而详赡过之”，学术价值极高。因此，该日记也可谓是李慈铭治学的大成，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其他三者为《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翁同龢日记》)之首。日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印出版后，曾风行海内，士林争以一睹为快，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鲁迅、胡适、黄裳及孙犁等著名学人都有所撰述。
作者：(清朝)李慈铭
李慈铭(1829——1894)，清末著名文史学家，号莼客、越缦老人，室名越缦堂。是清末同光之际才望倾朝的学者，被后人誉为“旧文学的殿军”。其人仕途蹭蹬，困顿落拓，但其清高狂放，以致遗世有“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之讥。然其穷年孜孜，笃学不怠，于诗文、考据、小学等均有精深造诣，声名斐然。
目录
第一册（清咸丰四年三月十四日——咸丰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甲寅日记
越缦堂日记 乙集
越缦堂日记 丙集上
越缦堂日记 丙集传录本
越缦堂日记 丙集下传录本
越缦堂日记 丁集
第二册（咸丰八年一月一日——咸丰十年六月十六日）
越缦堂日记 戊集上
越缦堂日记 戊集下
越缦堂日记 已集
越缦堂日记 庚集上
越缦堂日记 庚集中
第三册（咸丰十年六月十七日——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
越缦堂日记 庚集下
越缦堂日记 庚集末
越缦堂日记 辛集上
越缦堂日记 辛集下
第四册（同治元年九月一日——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五册（同治三年七月一日——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
第六册（同治五年十一月一日——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七册（同治八年九月一日——同治十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八册（同治十一年一月一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九册（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十册（光绪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十一册（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第十二册（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三册（光绪七年五月十六日——光绪九年三月二十日）
第十四册（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光绪十年二十月十八日）
第十五册（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光绪十三年四月七日）
第十六册（光绪十三年四月八日——光绪十五年七月十日）
第十七册（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八册（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光绪二十年一月一日）
《越缦堂日记》的版本及整理出版情况简介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
李慈铭(1829—1894)，晚清著名文史学家，清末同光年间才望倾朝的学者。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名模，字式候；后更名为慈铭，号莼客，所居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秀才，次年补廪生，屡应乡试不中。咸丰年间入京，纳赀为部郎。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补户部江南司赀郎，后累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
李慈铭一生仕途蹭蹬，困顿落拓，但又清高狂放，遇事敢于直言，以致世人有“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之评。他博学能文，兼擅诗、骈文、词曲、考据诸方面，造诣颇深，成就斐然，尤其是积40年心力所记《越缦堂日记》，集其治学之大成，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记对清咸丰到光绪近40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
《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前后历时60余年，分三段三次进行。清光绪甲午年(1894)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70余册。当时，沈曾植、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日记)去，卒未刻”。至民国八年(1919)，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等及学界20余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九年(1920)影印出版了现存64册日记稿的后51册，是为李慈铭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至光绪十五年七月初十期间的日记(中间亦有短暂辍记)。1935年10月，在钱玄同的倡议下，由蔡元培主持，其余13册日记，仍由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名为《越缦堂日记补》(1936年)，是为李慈铭咸丰四年三月十四日至同治二年三月三十日期间的日记(中间亦有短暂辍记和毁失者)。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界曾有过铅字排印《越缦堂日记》普及本的动议，但未能付诸实施。
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日记手稿数册(传说为八册，实际为九册)音信杳然，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的出版者呼吁追寻，但始终没有下落，使学界难窥日记全璧。
据曾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苏继卿称：上世纪30年代曾在北平遇识樊增祥之女，获知樊氏一直珍藏李氏日记，樊去世后家人将日记转让给某书商；敌伪时期又辗转为汉奸陈群(人鹤)所获，抗战胜利时则为汤恩伯接收。因此，郑逸梅在《清娱漫笔》中预言，“所谓已被毁的部分日记或许尚在天壤间，但不悉何时始得出现”。
1988年3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署名“海波”的文章，题为《关于李越缦<郇学斋曰记>》，该文章披露：这宗珍贵的手稿已经失而复得。后重见天日的这部分手稿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后甲乙丙丁戊集)共九册，记事起自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迄于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一日(中间亦有辍记)。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
《郇学斋日记》的影印出版，无疑是学界的幸事，使得李氏日记遗稿得以完整流传，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完整的《越缦堂日记》共由九部分组成，分别为：《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乙集——壬集》、《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记》、《祥琴室日记》、《息茶庵日记》、《桃花圣解盫日记》、《郇学斋日记》和《郇学斋日记后集》。日记起于清咸丰甲寅(1854)三月十四日，迄于光绪甲午(1894)元旦，共40年。但据《越缦堂日记壬集序》记载：“予自道光丙午始作闩记，至戊申冬辍，阅五年，逮咸丰甲寅春，更为之迄今。”可见，李慈铭从1846到1848年还有近三年的日记，这些日记后人恐怕无缘得见了。
由于《越缦堂日记》的出版前后间隔70余年，又流传不广，因此时至近期，对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一些介绍性文章仍然未能揭示其全部内容。2004年4月，广陵书社重新整理影印和完整出版的《越缦堂日记》，得到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重视，并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谈谈晚清四大日记
据近期报刊所载，翁同和五世孙翁万戈向上海图书馆捐赠《翁同和日记》手稿，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曾经飘洋过海的翁家先祖珍贵手泽终于又魂归故国，可谓得其所哉。翁家慷慨捐赠的义举，令人敬佩。
《翁同和日记》非同凡响，与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号称晚清四大日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以一孔之见简单谈谈这四大日记的内容特色及作者其人。
身为两朝帝师的翁同和以宰辅显职位居朝廷权力中枢，日常应酬往来的封疆大吏、文人雅士数以百计，虽然他未能像曾国藩那样能以风鉴之术辨别人才之智愚诚伪，但亦以自身的人生阅历在日记中对同僚及来访者一一加以评判：
饭后访晤刘岘庄制军，此人朴纳有道气，迥非流俗所能及。（《翁同和日记》1484页，中华书局，1989年。以下简称《翁记》）
翁同和对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印象甚佳，虽然刘是高官显宦，身上却能保持“朴纳有道气”，非一般的庸官所能比拟。
送刘岘庄，有客在座，送客留余，深谈宫禁事，不愧大臣之言也，濒行以手击余背曰：“君任比余为重。”（《翁记》2770页）
在此，翁同和再次赞扬刘坤一谈吐“不愧大臣之言也”，可谓推崇备至。而后者.亲热地拍拍翁的背，推许翁在中枢的责任重大。说明两人交谊甚深，非同一般。
或许是政见不同积怨甚深罢，李鸿章其人在翁同和《日记》中基本上就是一个负面形象：
是日直隶即用县李映庚来见，直斥李相为邪，语语峭直，此非干进不遂之士，乃有胆识有血性者也。（《翁记》2718页）
一个小知县竟然在翁府斥责朝廷大臣李鸿章“为邪”，词锋犀利，翁同和在《日记》中还赞誉他“乃有胆识有血性者也”。可见翁李不和昭然若揭。数月后，翁氏《日记》又载：“李鸿章革留摘顶，责令严防各口，并亲历大沽、北塘。” （《翁记》2754页）。
李鸿章在晚清担负内政外交之重任，加上国势不振，时在风口浪尖上，遭到朝野各方抨击。据《翁同和日记》记载：刘锡鸿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且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梁鼎芬上折，“以杀李鸿章为言”。这两人都位卑言轻，朝廷不会轻易听信及采纳。但翁同和本人的另一条评论却意味深长：
闻合肥相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极聪慧。）于初六病卒，三日病耳。相国初五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翁记》2500页）
按常理来说，朝廷同僚一个“极聪慧”的幼子夭折，论者应有怜悯哀悼之意，但翁只是一句“倚伏之理可畏哉”，语意冷峻凌厉。古人曾告诫为官者“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李鸿章七十岁生日，大肆炫耀祝寿，场面宏大，门生故吏“争奇竞异”地敬献礼物，岂非穷奢极欲？倘要刨根究底地追溯这些礼物的来历，无非都是天下黎民的“民脂民膏”，竟要供奉你李某一人享用。“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穷奢极欲，必遭天谴，故尔摆阔一日，第二天换来的后果就是幼子突然夭折——这就是翁同和所说“倚伏之理可畏哉”之深意。说白了，翁氏之言只是运用具体事例阐发了二千多年前老子揭示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及“祸福倚伏”之哲理而已。
《翁同和日记》评判的人物颇多，如说左宗棠“在总署招威妥玛饮，谈次有风棱，差壮中朝之气”（《翁记》第1550页）。这是赞扬左氏面对洋人风骨凛然，为清廷扬威争气。评盛宣怀是理财高手，即“今之卜式、桑羊也”（《翁记》第1278页）。评“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翁记》第2904页）。描绘了官家子弟昂首阔步的傲态，相当传神。不过，翁同和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先贬后褒，前后有大幅度的转换，表明他对人物的识别能力远逊于曾国藩、荣禄一类的高手（参阅拙文《晚清权臣识人及驭人之道》（下），载《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翁同和是宰辅，李慈铭、叶昌炽为进士，王闿运仅是个举人，数次考场铩羽而归，终身未得一官半职。但王氏才情独大，足以与其孤傲狂放的性格相匹配，在翁、李、叶三人中间尽显一道异端的光彩。
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皆以功勋卓著成为位高誉隆的一代名臣，士林对之十分敬畏。王闿运却傲视这三位巨公，在他的日记中随时加以贬损：
江宁之克，朝廷未求金帛，而曾氏上言一无所有，岂藏珠而有愧心乎？是立言之谬也。（《湘绮楼日记》第12页，岳麓书社，1997年。以下简称《王记》）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历经多年，最终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江宁），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建立了“同治中兴”的功勋。由于此举功劳之大，挽狂澜于既倒，清廷未主动来催问攻下南京之后是否缴获多少金银财宝，而曾氏却上书说“一无所有”。故王闿运讽刺曾氏兄弟是否私吞太平天国财产，“岂藏珠而有愧心乎？”——历史真相可以让相关专家去细细考评，但王闿运对曾氏兄弟不满之情已跃然纸上矣。
王闿运对李鸿章也无好感。原因是李鸿章曾自夸“自鸿章出而幕府废”，意即他李某是全能天才，无论用兵打仗，出谋划策，还是撰写奏稿、文牍往来，样样可以一手包办，完全不需要任何幕府智囊来辅助。故王闿运痛斥李鸿章“人无耻有如是耶？”斥责他目中无人太骄横了。王闿运认为他在日记中记下李氏这句谬论，“一记则少荃已服上刑，此《春秋》之义也”（《王记》第257页）。意即把李鸿章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
南北朝时期史学家魏收曾高调宣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下地。”王闿运亦自负才高，在这里大大咧咧显示出一种历史将由他评说的气概。
曾国藩、左宗棠曾经共同戮力打败太平军，但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左、曾两人已不和闹翻，分道扬镳。同治十年（1871年），王闿运去拜见曾国藩，叙叙旧，相谈甚欢。王乘机劝曾与左捐弃前嫌，和解一下算了。曾国藩回答说：“彼（指左宗棠）方踞百尺楼，余何从攀谈。”（《王记》第256页）意即左宗棠目前正是春风得意之时，目空天下，我曾某就是想去攀谈亲热亦无从下手呀。
曾、左之恩怨在此且不去深究，但后世读者可以想一想：王闿运一介布衣，竟然在谈笑风生之际，自居和事佬，尽力撮合两位心高气傲的总督巨公重归和好——这种高难度的劝和，通常唯有朝廷皇帝陛下才能下谕实施——可见他王闿运内心深处确实已经自命不凡至一种常人戛戛乎难以企及的境界。
王闿运有谋略，有文才，冰雪聪明，但“文章憎命达”， 自古庸人多福者不计其数，怀才不遇者比比皆是，王的文字确实具有独特的韵味。同治十年他雇舟游南昌，停泊在滕王阁故址附近，发了一通感叹：
当余廿岁游南昌，初不自意能成立如此；及余卅岁重游，又不自意不富贵如此；今余卌岁三游，盖不自意老大如此。（《王记》第270页）
这段文字感慨自己早年声名鹊起，受到权倾天下的朝廷大臣肃顺激赏，要与其结为异姓兄弟，曾有平步青云之机遇；同时悲叹而立之年却未能一展胸中抱负，进入富贵场中（因肃顺在“辛酉政变”中遇害）；最后又悲叹不惑之年因曾、左、李之权臣有目无珠，不识人才，以致他功名无望，只能“老大徒悲伤”了。这一通感叹一波三折，在平平淡淡的文字中尽显一种凄婉悱恻、“我见犹怜”的韵致，充满了无穷的沧桑感，却不见一个哀字、一个悲字、一个怨字，体现了一位具有特殊才华人物的高度自尊，而他的文字功力已臻于化境。
虽然王闿运对于曾国藩兄弟并不恭敬，但曾国藩死后，他的儿子曾纪泽还是以重金邀请王氏撰写《湘军志》，这表明王闿运文才在当日确实名重一时，无人可及。近人汪辟疆称赞王氏诗歌：“其精思盛藻，近百年来几无与抗手，光、宣后诗人不足以知之也”。进一步说明王闿运有多方面的才华。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毫无疑问是晚清四大日记中影响最广泛、内容最丰富的一部日记，原因在于李慈铭把日记当成他的传世之作来刻意经营的。《越缦堂日记》有数百万字，涉及面极广，如朝廷政治，友朋应酬；谈经论史，读书札记；评骘人物，快意诋骂；乃至个人荣辱际遇，家道兴衰沉浮，甚或晴雨风雪，天象变异，皆一一笔之于《日记》之中。
咸丰死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訢密谋发动一次宫廷政变，以非常手段突击逮捕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其中肃顺因强烈阻扰慈禧垂帘听政之企图，被后者视为眼中钉，必欲杀之为快。据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薛福成之记或得之于传闻，李慈铭对此事却是亲眼目睹：
是日肃顺弃市，囚车过门，强出观之。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越缦堂日记》第1974页，广陵书社，2004年。以下简称《李记》）
“白服”是因为咸丰刚死，肃顺所穿的丧服尚未更换便被绑赴刑场；“缚甚急”是五花大绑勒得特别紧；“载以无帷小车”则等同于游街示众，让小民百姓沿途尽情观看。这里仅举一例。实际上，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京城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在《越缦堂日记》中皆有或详或略的记载。
李慈铭仕途不得意，故闭户刻苦读书，勤作札记，为常人所难以企及：“夜再阅《巢经巢经说》中考定丧服大功章郑注二条，反复详绎，为最其要略，以小字补书于初七日日记眉端，至二更后，烛再尽而罢。……经学最不易言，《仪礼》尤苦难读。然遇此等疑义，探索之余，涣然冰释，其乐自胜于看他书。今夕续灯，细籀此文，如获异宝；经义悦人，如是如是。”（《越缦堂读书记》第79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巢经巢经说》一书是晚清“西南巨儒”郑珍所作，其中“丧服大功章郑注二条”应该是最枯燥无味的古代关于丧服制度的论述，但李竟反复研究，“如获至宝”，并能从中享受到无穷乐趣，感叹“经义悦人，如是如是”。后人从《越缦堂日记》中辑录出许多李氏读书札记，取名为《越缦堂读书记》，内中涉及对经史子集近千种古籍的评论，时有创见。无怪乎当时李慈铭拜见大相国翁同和时，翁同和谦虚地坦承：论学问，李慈铭应该是他翁同和的老师（参阅拙文《礼部侍郎李文田的秘技》，载《人间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但李慈铭脾气甚大，亦以利口骂人闻名于世。他骂湖广总督张之洞“俭腹高谈，怪文丑札，冀以眩惑一时聋瞽”（《李记》第10317页），因为张引诱才子樊增祥进入他的幕府，而樊曾是李的门生。著名书法家赵子谦亦曾受到李慈铭的谩骂：“有妄人赵者，亡赖险诈，素不知书，以从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录，谓汉学可以腐鼠也。时窃购奇零小品，以自夸炫。……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李记》第8552页）。甚至连得王闿运也遭到李的苛评及诋骂：“阅《邹叔绩集》，……遗书前刻楚人王闿运所为传，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离芜僿，且多费解。此人盛窃时誉，唇吻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江湖佹客一辈中物也”（《李记》第8558页）。李氏在《日记》中还骂过郭嵩焘、马建忠等名人，言辞极为刻薄，在此不一一赘述。
钱锺书虽然夸奖《越缦堂日记》“其书行世者既至五十一册，閟而弗睹者尚有二十一册之众；多文为富，日记之作自来无此大观焉”，但同时也批评李慈铭肆口骂人的不良作风：“李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见《复堂日记》钱锺书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叶昌炽（1849－1917）以目录版本学、金石学享誉于世，所著《藏书纪事诗》和《语石》就是这两方面的代表作。叶氏《缘督庐日记》约有二百万字，始于同治庚午（1870），终于民国六年（1917），长达四十多年。叶昌炽仕途亦坎坷多折，青年时代赴京城参加会试，多次落第，直至四十一岁方才考中进士。因此叶氏对考场的作弊行为极为关注。1886年，他南下襄助担任广东学政的好友汪鸣鸾，并赴惠州主持童生考试，在《日记》中有不少记录：“惠州考政府弊窦孔多，闻号舍中有隧道以通传递，可为骇咤。”开始阅卷，“阅至丑初毕，弥望黄茅白苇。”所见试卷“怪怪奇奇，无所不有”，“有一卷极佳，必抄袭也”。后又赴香山、新会、新宁等地监考阅卷：“昨日卷余分新会一百八十七本，非无充然盈幅者，率皆脑满肠肥，令人欲呕。”“续阅旗籍卷，文理荒唐，可为喷饭。”
叶氏似乎对广东考生没有好感，或斥之为“脑满肠肥，令人欲呕”，或者嘲笑考生脑袋内一团乱草，即“弥望黄茅白苇”。不过广东考生胆子实在太大，除了挖地道至考场送参考材料外，还有以下骇人听闻的现象：
闻昨点名时有登屋送怀挟者，皆藏洋枪，逻者不敢谁何。余所阅卷有贴红纸于卷端玄词征荐者。连日复试，对出笔迹不符者数卷。风气如此，真不成事体矣。（《缘督庐日记》第12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以下简称《叶记》）
“登屋送怀挟者，皆藏洋枪，逻者不敢谁何”，这简直就是“耗子”挟枪准备痛击“黑猫警长”，而后者吓得只能退避三舍。其次，叶氏阅试卷时发觉上面贴有红纸标识，用玄妙而捉不住把柄的语句来向阅卷考官推荐相关考生，即“玄词征荐”。这说明考官中有“内鬼”。况且还有枪手代考，“对出笔迹不符者数卷”。总之，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的笔下，广东考生的智商不高，但作弊的胆魄却奇大。
《缘督庐日记》内容有几个特点：一是叶昌炽结识许多著名藏书家，如蒋凤藻、缪荃孙、铁琴铜剑楼瞿氏兄弟、潘祖荫、吴大瀓，见过不少珍贵宋刻本，如《陶渊明集》、《管子》、《易林》、《老子》、《文中子》等等，并感叹“宋本可贵如此”，能够改正讹误甚多。二是叶昌炽宦游途中，到处搜访考察古碑石刻，如“得唐墓志造像共八通”（《叶记》第3405页），“录会昌三年天宁寺陈荣经幢一通” （（《叶记》第3411页）。三是叶昌炽文笔佳美，描绘旅途中山水风景，不亚于《徐霞客游记》。这是有原因的。王季烈指出叶昌炽青年时代 “锐意治词章，为文力追汉魏，唐以后不屑学”（《缘督庐日记抄》序），对于文章之道下过一番苦功。
以下简略谈谈晚清四大日记版本流传：《翁同和日记》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印手稿本（线装四十册），1970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赵中孚整理的排印本（共六册），1989年大陆中华书局出版陈义杰整理的排印本（共六册），2011年中西书局出版由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的排印本（共八册）。《湘绮楼日记》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印手稿本，1997年岳麓书社出版马积高主编、吴容甫点校的排印本（共五册）。《越缦堂日记》出版过程比较曲折，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1936年又出版《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198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荀学斋日记后集》九册。2004年扬州广陵书社加以汇聚，重新影印全帙《越缦堂日记》，精装十八册，这是该日记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影印手稿版本。《缘督庐日记》原本有四十三册，卷帙繁富，后来王季烈抄录“原稿十之四”，1933年出版《缘督庐日记抄》。1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四十八册线装本，以日记全貌问世。2002年该书又影印出版十二册精装本，是最便于读者阅读研究的一个版本。
单单以日记本身而论，《越缦堂日记》的名声大概不输于《湘绮楼日记》，但如以作者的才学及声望去衡量，李慈铭与王闿运相比或许还相差一段距离。何以这样说呢？兹举两例以略见一斑。
其一是：以学术高标准论，学界认为李慈铭“于经、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只能“列入文苑”（《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4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而王闿运则撰有《周易说》、《尚书笺》、《周官笺》、《仪礼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申义》、《尚书大传补注》等一系列著述，故王氏在《清史稿》中被列入《儒林传》。
其二是：李慈铭由于学术声望不够大，虽一度曾被李鸿章邀入天津问津书院作短期讲学，但晚年穷困潦倒，以致“五穷缠骨，百忧煎心”，需要其学生辗转托人推荐其入川教书，以疗饥救贫（《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09页）。而王闿运誉望甚隆，四川总督丁宝桢慕名以重金礼聘王氏入川，主讲尊经书院，培养出几位头角崭露的弟子。由于名望实在太大，入民国后王闿运还被袁世凯聘为国史馆馆长。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在晚清四大日记作者中，王闿运的功名地位最低，仅是举人，但学识才情却最大，故他晚年有自己独特的衣钵传人，如川人廖平得其今文经学之真传，而加以发扬，下启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为戊戌变法奠定理论基础；如湘人杨度得其纵横捭阖之才，虽一度误入歧途，成为洪宪一朝的风云人物，被袁世凯称为“旷代逸才”，晚年却又修成正果，参加中国共产党。至于后来在画坛大放异彩的齐白石，在当年王闿运门下只能算是一个“诗近薛蟠体”而尚未登堂入室的编外小徒弟罢了。孔子曾提倡“有教无类”。王氏门下不仅有木匠齐白石，还有铁匠张正旸、铜匠曾绍古以及僧人八指头陀，这四人经其点拨，日后皆“螣蛇化龙”，成为一代名家。援此而论，二千多年后的王闿运亦可称之为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罕见杰出实践者了。
李慈铭博学能文，兼擅诗、骈文、词曲、考据诸方面，造诣颇深，成就斐然，尤其是积40年心力所记《越缦堂日记》，集其治学之大成，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
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和后世的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记对清咸丰到光绪近40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绍兴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的记述，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越缦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可补其诗集和词集之缺，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
2004年4月，广陵书社重新整理影印和完整出版了《越缦堂日记》，得到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重视，并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这套《日记》迄今所出版本中，除了从中摘取其读书笔记部分编成《越缦堂读书记》以标点本出版以外，其余皆是手稿影印本，而李氏于日记中又喜用异字，其书体篆楷法参用，对现代学人来说阅读有一定难度，故向来利用者寥寥。所以，《越缦堂日记》虽然被称为晚清四大著名日记之一，但真正利用它进行专项研究的却极少。以《越缦堂日记》为史料进行研究的专著只有197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一本，是书对《日记》中所记的日常琐碎收支帐目进行统计，主要通过考察李慈铭历年的经济收支情况，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分析清末京官的生活实态。其余则是论文。
纵观这些研究，无一走近李慈铭的楹联世界。楹联，作为中文民族文字的一种特有现象，历来备受称道。在楹联的发展史上，楹联到了清朝，发展了鼎盛时期。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出巡，下江南，上塞北，游山玩水之余，到处泼墨题联；清宫里，殿殿悬联，室室题对，皇帝还常常令臣子撰联做对。各地官员，学者中 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联家，如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袁枚、郑板桥、何绍基、梁章钜等。就绍兴而言，在有清一代，也出现了不少的对联名家。如马星联、马一浮、程柏堂、钱智修、余重耀、蔡元培、陶浚宣、董钦德、孙德祖等。楹联专著有孙德祖的《题福楹墨》、朱应镐的《楹联新话》、范左青的《古今滑稽联话》、陈钟祥的《楹帖偶存》、罗树勋的《寄萍盦毛诗集对》、许正绶的《集千字文楹帖》、罗振玉的《集殷墟文字楹帖》、程柏堂的《宋词集联》、刘大白的《白屋联话》等。佚失的有周肇祥的《集陶楹联》、韩铁笙的《小晚香亭联稿》、顾庆咸的《燃松庐联语》、何澂的《楹联大成》。其它散见于各自文集中的楹联也有。如，金埴的对联散见于《不下带编》、《巾箱说》；蔡元培的对联散见于《蔡元培全集》。各种家谱中的祠堂栏也有不少楹联。另外，当时绍兴很多有成就的的人的《哀挽录》、《寿言》中也存了绍兴时人撰写的大量对联，可谓蔚为大观。然而，这些沉寂于古籍中的对联少有人问津。
李慈铭、翁同龢、王闿运、叶昌炽所写日记，都关系着几十年朝章国故、学术人心，因而有晚清“四大日记”之称。其中以李氏《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最为曲折，读者对其书的毁誉也最多。以我所见，胡适所作的评价最得大体，比较公允。他肯定李氏长期坚持写日记，读书札记大多是好的，所载重大时事可补史传。胡氏语简，为之笺证。
一
李慈铭(1830～1894)从清咸丰四年(1854)开始写日记，40余年如一日。如因故中断，则预记大略，得暇详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自前月校书甚忙，至无暇写日记，皆草草札记之邸抄面纸，今日始自前月初四日后补录之”。初八日，“补录日记”。初九日，“补录前月日记讫”。十二日，“补写是月日记讫”。有的也凭追忆补日记，不免恍惚。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是日，补写一月来日记，毕多仿佛，不能尽记矣”。李氏不时检点旧日记，加以修饰。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终日阅旧日记，稍稍涂改之”。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偶阅旧时日记，其中多有疵谬”。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偶一翻阅，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李氏也颇注意对日记的保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装订乙丑至今日记，共十五册，分为两函，今日标写签柎，颇极精整”。他的全部日记，凡72册，分为8函，另有半册。详见《北平图书馆季刊》第6卷第5号载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
《越缦堂日记》的发表，几经周折。先是稿本传观，继而在期刊节登。直到民国九年，始由蔡元培等经理刻石影印其中的第2函至第7函，凡51册。旋仍由蔡等经手，补印了第1函，凡13册。以往学术界咸知《越缦堂日记》共64册，即此两次石印本的合计。至于其第八函8册，则是至近年始发现并影印。
李氏常将日记给友好阅读。如同治九年十月十五日，“作片致孙子宜，索还日记”。同治十年四月朔，“作书致周允臣，借以近年日记两册”。六月初八日，“张牧臣来拜，以日记见还”。十月二十五日，“得朱鼎甫书，借日记”。“作书复鼎甫，借以日记四册”。光绪四年十月初十日，“得伯寅侍郎书，惠银十两，言昨见日记，知其乏绝，故复分廉，甚可感也”。伯寅，潘祖荫。由此可见，在李氏生前，已有多人看到李氏的日记。
李慈铭殁后，文廷式曾见其《日记》。《闻尘偶记》云：“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观其日记，是非亦多颠倒，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莼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视舞文无行之王闿运，要远过之。”善谈掌故的徐一士，由此引出《李慈铭与王闿运》一文。据《一士类稿》言：“廷式尝摘抄慈铭日记，间加批识”云云。
辛亥革命后，李氏《日记》曾经某些期刊节录发表。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著录的《越缦堂日抄》2卷，《古学汇刊》本，即其中之一。王氏云：“《绍兴公报》、《文艺杂志》、《中国学报》相继节刊，但仅数页或数十页，均不及《古学汇刊》为量之多。其开端十数条，为印本《日记》所无，疑录自沈悦民所藏半册内。”《中国学报》刊登李氏《日记》，颇受士林重视。《鲁迅日记》：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艺风堂友朋书札》辑吴昌绶致缪荃孙书（六十）云：“近出《中国学报》，吾师见否？如要，可购以奉呈。”小注：“《越缦日记》不同，而亦有复见。”
缪荃孙曾托蔡元培等向李氏后人求《日记》全稿。并拟节抄刊行。上书辑元培致缪氏书云：“越缦先生日记，沈子培、樊云门二君均曾力任付梓，然二公有力时均未暇及此，今则想不复作此想矣。先生拟仿《竹汀日记钞》例，节录刊行，良可感佩。李世兄尚在故乡，容即函嘱负箧赴沪，贡之左右，果能流布人间，则先生表彰死友，嘉惠后学之盛情，感佩者岂独元培与李世兄而已哉！”据《蔡元培自述》，在李慈铭殁前一年，他在李氏京寓充西席教师。以故慈铭嗣子承侯，系蔡氏学生，即信中的“李世兄”。惟此事没有达成。《艺风堂友朋书札》又辑吴重熹致缪荃孙书（十）云：“《莼客日记》四册送去。此为孙氏存本，孙氏无人，惟余内眷在闽，坚不出手，故假抄之。得方家理董成书，甚盛事也。樊山处者，亦当于家信中姑一问讯之。”樊增祥，字云门，号樊山。亦李氏故人。由是在缪氏周围又有人得见李氏《日记》的部分抄本。同书辑录王秉恩致缪荃孙书（五）云：“《莼老日记》向闻近于刘四。今读之，学术纯正，议论平实，异乎所闻。公为刊传，甚盛事也。”但终未刊行。“刘四”，似指刘体智，刘秉章第四子。
直到民国八、九年，始由蔡元培、张元济等经手，刻石影印，遵李氏遗愿，先印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凡51册，6函。其详具见于《张元济日记》。民国八年六月三十日，“晤李璧臣，交《越缦堂日记》八册”。璧臣，慈铭侄。八月三十日，“晨访鹤庼于密采号，交出《越缦堂日记》六函，又李越缦照相一张，交剑丞保存”。鹤庼，蔡元培。夏敬观，字剑丞，时佐张氏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九年一月三十日，“鹤庼回信，《越缦堂日记》缘起可照改”。三月六日，“崔庼来信，言江西许季黻购《越缦堂日记》二十部”。许寿裳，字季黻。七月二十日，“约谢燕堂、翟孟举、季臣，告知《越缦堂日记》无庸修润，惟与原书不符者，稍加修饰”。以上略见该书交稿、预售、印刷诸事的经过。此书出版后，即在文化人中流通。《郑孝胥日记》：辛酉（民国十年）六月初五日，“阅《李莼客日记》”。初八日，“杨寿彤复送《越缦堂日记》来，凡六套，乃陈小石物，杨借观之，复以转借”。这6套就是第一次公之于世的第2函至第7函。
对《日记》的第1函，蔡氏遵李氏之意拟整理后印行，后听钱玄同之劝，也将原稿刻石影印，以免搁置。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云：“《越缦堂日记》，近有补印十三册，《莼客日记》至是舍樊山所藏外，悉公于世间。”此已是民国二十五年事。
二
胡适也是最早阅《越缦堂日记》的一个。《胡适的日记》：民国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第三册。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五月四日，“下午，专补作日记。日记实在费时不少。古往今来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真不容易。怪不得作日记能持久的人真少。”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连日病中看《李慈铭日记》，更觉得此书价值之高。他的读书札记大部分是好的。他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如41页39以下，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银号的倒闭，因叙主者胡光墉的历史，并记恭亲王奕�6�0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亏倒，皆可补史传。”胡适这段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识，发人深思。
按其时已是中法战争爆发的前夜。阜康号挤兑事件，正是列强入侵、内政腐败交织相摩所引起的火花。有识之士，从此可觇中国民族危机的深重。胡适未引《越缦堂日记》有关全文，兹为补录：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光墉者，东南大侠，与西洋诸夷交。国家所借夷银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阴西征军饷皆倚光墉以办。凡江浙诸行省有大役，有大赈事，非嘱光墉，若弗克举者。故以小贩贱竖，官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营大宅于杭城中，连互数坊，皆规禁篽，参西法而为之，屡毁屡造。所畜良贱妇女以数百，多出劫夺。亦颇为小惠，置药肆，设善局，施棺衣，为饘粥。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赀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此亦都市之变故矣！
查《翁同龢日记》云：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其票存不可胜计，而圆通观粥捐公项六千两亦在内，奈何奈何！”两部《日记》相比，显然李优于翁，敢揭时弊。
对胡光墉破产案，清廷责令浙江巡抚刘秉章负责清理，将其财产分偿债务。以故秉章之子体智所著《异辞录》，颇追记此事内幕。兹节引与《越缦堂日记》相印证。“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毋匮。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则借外债，尤非光墉弗克举。迭经保案，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矣。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金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黜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但“未久，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咸经光墉之肆。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能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于是存款巨万的协办大学士文煜等纷纷出手，向刘秉章请托，索胡光墉的财产，作为抵偿。结果文煜获得了胡庆余药肆之半，这是一块肥肉。但据《异辞录》说，有一行脚僧人以500银元存于杭州胡氏开设的典肆，苦苦索求，只得到了一些妇女衣服，折价作抵。那僧人痛哭而去。由此可见，阜康号的倒闭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当时的腐政。一事牵引全局。《越缦堂日记》所记时政甚多，如杨乃武冤狱翻案等，而胡适独举斯例，谓可补史传，足征卓识。
李慈铭毕生勤学，涉猎四部，多留批识。金梁《瓜圃丛刊叙录》内有《越缦堂书目跋》，谓尝见李氏遗书800余种于其后人处，注明手校本90余种，手批本100余种，手跋本50余种，手序记本5种，手抄补本5种，校勘记、勘误记各1种。对这些读书心得，《越缦堂日记》有所节录，然而不免瑜瑕并见，前贤多纠李氏疏误。如唐释道世，字玄恽，避太宗（李世民）讳，以字行。“《宋高僧传》始回复为道世，而著明其称字之由焉。《越缦堂日记》十六册谓‘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讳，殊不可解，盖未见《宋高僧传》也。”见《陈援庵先生全集》第9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3《法苑珠林》条。又如书商以文秉撰《甲乙事案》冒顾炎武《圣安本记》印行，虽二者大有分别，但李慈铭不能辨，误以为前者是顾炎武少年所为，犹不脱明人学究气，以之写入《越缦堂日记》。见《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所辑《抄本〈甲乙事案〉跋》。以故胡适谓《日记》所录读书札记大多是好的，留有余地，这是合乎事实的。
很久没有坚持写博客了，只因这个寒假在读《越缦堂日记》。《越缦堂日记》为乡贤李慈铭所写。
李慈铭(1829—1894)，初名模，字式侯，后改名慈铭，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人称李越缦，晚年自署越缦老人。清末会稽人。晚清著名文史学家，清末同光年间才望倾朝的学者。李慈铭博学能文，兼擅诗、骈文、词曲、考据诸方面，造诣颇深，成就斐然，尤其是积40年心力所记《越缦堂日记》，集其治学之大成，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
李慈铭《日记》原本分别冠以越缦堂、孟学斋、籀诗揅疋之室、受礼庐、祥琴室、息荼庵、桃花圣解盦、荀学斋诸别名，而蔡元培将《日记》进行编订出版时，始以越缦堂为共名，后人遂统一称之为《越缦堂日记》。根据蔡元培撰写的《印行越缦堂日记缘起》可知，李慈铭去世未久的光绪二十年（1894）冬天，李的养子李承侯及友人沈曾植就委托蔡元培对《日记》进行整理编订，议刻出版，不料中间经历无数周折，1920年方由商务印书馆原本石印出版了《越缦堂日记》51册， 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印出了《越缦堂日记补》13册，《附大事记》则将咸丰四年三月十四日以前的大事简要记出。198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为李的弟子樊增祥隐匿多年后又流失海外的《郇学斋日记》（后甲乙丙丁戊集）。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但是中间亦有缺失。但据《越缦堂日记壬集序》记载：“予自道光丙午始作闩记，至戊申冬辍，阅五年，逮咸丰甲寅春，更为之迄今。”可见，李慈铭从1846到1848年还有近三年的日记，这些日记后人恐怕无缘得见了。2004年广陵出版社又重新影印出版了《越缦堂日记》。2004年4月，广陵书社重新整理影印和完整出版的《越缦堂日记》，得到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重视，并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记对清咸丰到光绪近40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
这套《日记》迄今所出版本中，除了从中摘取其读书笔记部分编成《越缦堂读书记》以标点本出版以外，其余皆是手稿影印本，而李氏于日记中又喜用异字，其书体篆楷法参用，对现代学人来说阅读有一定难度，故向来利用者寥寥。所以，《越缦堂日记》虽然被称为晚清四大著名日记之一，但真正利用它进行专项研究的却极少。以《越缦堂日记》为史料进行研究的专著只有197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一本，是书对《日记》中所记的日常琐碎收支帐目进行统计，主要通过考察李慈铭历年的经济收支情况，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分析清末京官的生活实态。2005年，扬州大学文学硕士张涛发表了硕士毕业专著《<《越缦堂日记>研究》。是书主要从《越缦堂日记》的主体内容；《越缦堂日记》的价值与不足；《越缦堂日记》的版本和引用方面进行研究。其他的研究论文散见于各种期刊。如 董丛林的《论晚清名士李慈铭》（《近代史研究》1996年05期）；田欣欣的《李慈铭山水田园诗论析》 （《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 ；祁龙威的《胡适评<越缦堂日记>》(《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03期 ) ；祁龙威的《读李慈铭的最后一函<日记>》(《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纵观这些研究，无一走近了李慈铭的楹联世界。楹联，作为中文民族文字的一种特有现象，历来备受称道。在楹联的发展史上，楹联到了清朝，发展了鼎盛时期。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出巡，下江南，上塞北，游山玩水之余，到处泼墨题联；清宫里，殿殿悬联，室室题对，皇帝还常常令臣子撰联做对。各地官员，学者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联家，如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袁枚、郑板桥、何绍基、梁章钜等。就绍兴而言，在有清一代，也出现了不少的对联名家，如马星联、马一浮、程柏堂、钱智修、余重耀、蔡元培、陶浚宣、董钦德、孙德祖等。楹联专著有孙德祖的《题福楹墨》、朱应镐的《楹联新话》、范左青的《古今滑稽联话》、陈钟祥的《楹帖偶存》、罗树勋的《寄萍盦毛诗集对》、、许正绶的《集千字文楹帖》、罗振玉的《集殷墟文字楹帖》、程柏堂的《宋词集联》、刘大白的《白屋联话》等。仅佚失的就有周肇祥的《集陶楹联》、韩铁笙的《小晚香亭联稿》、顾庆咸的《燃松庐联语》、何澂的《楹联大成》。其他散见于各自的文集中楹联也有。如，金埴的对联散见于《不下带编》、《巾箱说》；蔡元培的对联散见于《蔡元培全集》。各种家谱中的祠堂栏也有不少楹联。另外，当时绍兴很多有成就的的人的《哀挽录》、《寿言》中也存了绍兴时人撰写的大量对联，可谓蔚为壮观。然而，这些沉寂于古籍中的对联少有人问津。
2004年，我从四川省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来绍兴从事教育工作，在带学生外出采风和到绍兴图书馆古籍查阅文献的时候，才发现绍兴楹联众多，这些楹联不仅存在于祠堂、桥梁、庙宇、戏台，也还存在于古籍中。但是少有人涉足，于是，萌发了编写《绍兴对联集成》的念头。历时6年，文稿已初具雏形。后在绍兴图书馆古籍部查阅资料的时候，唐微老师告诉我，因她最近在研究李慈铭与袁昶的交往，参阅馆藏的《越缦堂日记》（广陵出版社2004年版）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楹联，唐老师把她从《日记》中收集到得10多副楹联发给我后，我欣喜不已。在感激唐老师的同时，我又不太相信《日记》里只有这么多对联。由于到图书馆去看此书，因路途较远，看书不便。遂在网上搜索是否有此书的电子版。后终于下载了此书地电子版。2010年暑假，我用了整整一个暑假，浏览了全书，收获颇丰。关李氏著作，刊印于世的有《越缦堂读史札记》、《北史札记》《南史札记》、《萝庵游赏小志》、《 越缦堂骈体文》、《 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 越缦堂诗文集》、《 越缦堂读书记》等。由是观之，其诗歌、辞赋均有单独成册，而唯独楹联散落于日记之中，鉴于此，笔者乃不揣浅陋，遂产生点校《越缦堂日记》中的联话，并命名为《越缦堂联话》，以飨同好。
在阅读《越缦堂日记》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楹联学会常务理事、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郑州大学兼职教授李文郑老师，绍兴著名书法 家朱非先生，绍兴诗词专家谢炳武先生，绍兴图书馆古籍部唐微女士，绍兴地方文史专家孙伟良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因此，这个寒假充实而有意义。
李慈铭（１８２９－－１８９４），初名模，字式侯、法长，后更名慈铭，字馒伯，号莼客，晚署越缦老人，浙江会稽人，为清季同光年间名倾一时的学者。其人仕途蹭 蹬，困顿落拓，但又清高狂放，以至落得“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之评。他在诗 文、考据、小学诸方面造诣精深，声名卓著，尤其是李氏积四十年之功、铢积寸 累撰成的洋洋数百万言的《越缦堂日记》，与翁同稣《翁同稣日记》、王闽运《湘 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晚清学者金梁先生并称之为近代“四大 日记”。 《越缦堂日记》所记起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迄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凡七十余 册，装成八函。其中有“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 记”、“祥琴室日记”、“息茶庵日记”、“桃花圣解盘日记”、“苟学斋日记”数种， 而以“越缦堂日记”麸其名。由于种种原因，《日记》中有若干时段付诸阙如。如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八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底的日记“毁于兵火”，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四月二十日至七月初一日“以落解，不及记”，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六月至九月“以 入都，不及记”，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四月至八月“中辍”。《越缦堂日记》内容涉历 清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臧否和朋踪聚散，以及 李慈铭积毕生心力所做的对史料的鉴定考证、对古籍的评介阐释等等，被誉为“日 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为今人研究晚清政治史、学术史提供了大批珍贵资料。 还在李氏在世时，其日记就被士友广泛传抄，当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作执 但是，《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历时六十余载，分三段三次刊行。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商务印书馆印出《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日记》第二函至 第七函），是为李慈铭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四月初一日至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七月初 十日期间的日记。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商务印书馆又印出《越缦堂日记补》十 三册（《日记》第一函），是为李慈铭咸丰四年（１８５４）三月十四臼至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三月三十日期间的日记，《附大事记》则将咸丰四年三月十四日以前的大事简要记 。赵尔巽等‘清史稿》４８６卷，第１３４４．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 ｏ李慈铭‘趋墁堂日记）１７卷，第１２８０５页，广陵书牡２００４年．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出。１９８８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为他人隐匿多年的《荀学斋日记后集》 （《日记》第八函），凡九册，记事起自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七月十一日，迄于光 绪二十年（１８９４）正月初一日。２００４年５月，扬州广陵书杜又重新影印《越缦堂 日记》全书。这样，李慈铭留存下来的所有日记终以完壁面世。 前人极重视《越缦堂日记》的价值，并已对其本身作出一些零星研究，如祁 龙威先后发表的《胡适评＜越缦堂日记＞》（《扬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越缦堂日记＞发微》（《书品》２００４年第１期）、《重印＜越缦堂日记＞序》（广陵书社 ２００４年５月版）、《读李慈铭的最后一函日记》（《扬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等等。利用《日记》作为主要史料的专著仅有张德昌所著《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０年２月版），相关论文则有董丛林所著《论晚清名士 李慈铭》（《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等等。海峡对岸，由朱传誉主编的《李 慈铭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月版）为研究李慈铭及其《越缦堂日 记》提供了诸多宝贵素材。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专文对《越缦堂日记》进行比 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所取得的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 之上，对《越缦堂日记》一书产生的历史背景、主体内容、价值与不足、版本及 其引用等作一探讨，兼及勾勒李慈铭的生平和著作，并着力铺陈其中关乎世道人 心的精彩画卷，以供后世借鉴。 张涛：‘越馒堂日记’研究 第一章 《越缦堂日记》产生的历史背景 《越缦堂日记》同其它任何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一样，都深深地打着时代的 烙印，是晚清社会变迁的特殊产物。约而言之，《越缦堂日记》产生的历史背景包 括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两方面。政治方面，与《越缦堂日记》的写作相伴随的， 是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旋起旋灭、西方列强的入侵日益加剧、 晚清帝国日益腐朽和设落的现实。从学术方面来看，《越缦堂日记》成书于乾嘉朴 学盛极之后、西学强烈冲击之前，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新学”二者交互影响。 这些社会历史环境都极大地影响了李慈铭的心理状态，从而为《越缦堂日记》的 写作奠定了历史基调。 第一节政治背景 《越缦堂日记》所记历清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此四十年可谓是清廷的 “多事之秋”。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晚清帝国的大 门，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进程，从此局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此“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慈铭亲闻亲历，因而在日记中屡有记述。道光 “十九年，己亥，余十一岁。……是年秋，英夷始扰广东，继至浙舟山投逆书于 浙抚乌尔恭额，宁波戒严。”。“二十年，庚子，余十二岁。英夷陷定海，旋来归。 督师伊里布以辱国逮问，命江督裕谦代之。”。“二十一年，辛丑，余十三岁。秋 英夷复陷定海，总兵葛公云飞、王公锡朋、郑公国鸿死之。旋陷镇海，提督余步 云遁。继陷宁郡，入余姚，督师裕谦遁至曹江，服毒死。绍郡士民四出奔窜，势 危甚。”＠“二十二年，壬寅，余十四岁。是年先皇帝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宗室 奕经督江浙诸军事，兵部尚书文蔚为参赞大臣。夷匪分兵扰广东，陷香山，提督 关公天培死之。先是制军林公则徐以烧洋烟激变，遣戍，命尚书奕山、隆文督师， 并起致仕果勇侯杨芳参画军事，至是俱败，隆文炮惊死。广东乡民募义勇拒敌， 第３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３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第４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败之。夷舶退出海澳，复扰江南，陷镇江，提督陈公化成死之。奕经、文蔚至绍兴，克期收复宁郡、慈溪、镇海三城。夷帅知之．伪令其酋，降报师期，奕经信 之，于二月初四日分遁大将攻三城，贼兵大集，金华副将朱公贵战于慈溪城外， 人皇骇，抚军刘公韵珂拒之江，大帅不得渡，文蔚遂还绍兴，人心始定。”。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始，历时十四载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轰轰烈烈，影响遍于 全国，太平军几乎占据清廷半壁江山，结果却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远离 政局的李慈铭身处浙江会稽，直至咸丰五年（１８５５）二月十一日才察觉到太平军的 危险，“是日始闻徽州警报”。＠七日后，李慈铭惊“闻徽郡被陷，杭州大震”。＠咸 丰十年（１８６０）初，太平军攻占浙江首府杭州，“杭十１４予－ｙｊ二十七日失守。闻贼 陷安吉后，以兵间道由天日山至余杭，迳犯杭州。十九日困城，凡九日，城陷， 贼以大炮攻清波门入。”ｏ太平军给清王朝带来的打击创巨痛深，而各地的民变亦 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余十七岁。……奉化民变，宁郡 太守李汝霖落职逮问。”固其它如日记中所记之咸丰四年（１８５４）三月临海杜渎场 民变、成丰六年（１８５６）初归德民交、咸丰八年（１８５８）九月台郡宁海县民变、 余姚民变等等，都深刻地反映出清王朝与民众的尖锐矛盾和冲突。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英法联军入侵京畿的炮声震慑大清，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 廷屈辱求和。咸丰八年（１８５８）三月初一日，李慈铭对英军的到来有所警觉，“闻 英夷船至天津，名为请和，实以兵来犯也。”＠面对外国列强的再次入侵，且“英 夷要求五十六事，多不可行”，清政府部分爱国官员主战呼声日高，“粤督黄宗汉 力主战，奏言毋许和，且禁粤民与夷人互市。御史尹耕云亦率同官二十七人请战， 与怡亲王力争予朝房云。”。就清朝当局统治者而言，他们的对外政策却与之大相 径庭，妥协投降的既定方针始终未变，“去年夏英夷船至天津来要和，，谭。（．廷襄） ｏ李慈铭‘越墁堂日记，１盎，第４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李慈瞎‘越缓堂日记）ｌ誊，第１５８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李慧铭‘越缦堂日记》Ｉ卷，第１６３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李慈铭‘越墁堂日记）２卷，第１１８６页．广陵书牡２００４年． ｏ李慈铭‘越墁堂日记，１畚。第５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李慈馅‘糟最堂日记）２卷．第７３３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车蕊怙伯自埋堂日记）２奄．第７７０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张涛ｔｌ越墁堂目记ｌ研究 复请觇，上重劳民力，终不许。”。在求和路线的指引下，清军节节败退，最终又以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成丰十年（１８６０）八月初三日，李慈铭“闻和 议已成，桂相等诸大臣与夷酋立约画押，予以银二百万两，许于天漳立马头通商． 夷人四百人以下准入都城，一切皆如桂相初奏条议。自前日内发帑金二十万颁赏 将士，中外议将决战，僧王、胜保尤力持之，朝令夕更，卒溃于成。上之重用民 力固为圣仁，然于国体终讥亏失，惜哉。”。 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始，清廷在中法战争中的和战不定、一再迁延，也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中国的不败而败、法国的不胜不胜。中法战争肇始于法国无视越南自古 即为大清藩属国的事实，而加咀侵占，“闻法兰夷必欲灭越南，又增兵往矣”。。其后， 法国在越南站稳脚跟，便步步逼近中国，“闻法夷陷越南之兴化，城中尽被炮火轰 不曰当至大沽。中外无人．国事至此，可愤懑也。”ｏ在向法国宣战之前，清廷已派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议和，此后更是战和不定，使清军官兵进退失据，最终仍 是以签订不平等条约来收场。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二月二十六日，李慈铭得知“近 日通商暑中与法夷为和议，大略本去年津门之约。庆郡王奕勖、阎朝邑及许侍郎 庚身、徐侍郎用仪主其事，日与英国税务司赫德密议之。前日己立草约，以三月 初二日定议而秘不令朝士知。国家不与贤士大夫为密而与丑夷厮竖为密，此古人 国内大小不等的民众叛乱使清政府手忙脚乱，而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更使其一再退让，偌大的清王朝似乎也到了日薄西山的地步，吏治败坏，朝政日非。李 慈铭曾在日记中引用兵部候补主事李扬华描述吏治恶习的奏疏，“迩来士大夫讲习 应酬，以言语朴诚为无用，以趋跄娴熟为有才，澄叙官方，不越此法，地方官吏 。李慈钻‘越缦堂日记》２卷．第１０４２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李慈话‘越鳗童日记》３卷．第１４５８页，广睦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李慧锆‘越墁堂日记》１４卷，第９８３５页，广睦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李慈铭‘越经堂日记》】４眷，第１｛｝２５７页．广陵书社２４年。 。车慈铭‘越缰堂日记）１５巷，第１０６８３－１０６９４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但讲虚文，全无实政。废事者酒色烟赌，终日酣嬉，有余力则奔走形势而已，此 外非所知也。喜事者任用蠢役，厚结恶绅，攘夺刻剥，无所不至，而民情疾苦毫 无动念也。吏治一坏，兵变因之。巨奸大滑，必先横暴乡里，以官府绝无所创惩， 因而结连党徒，谋为大逆。每见良民横受屈抑，想诸州县，不理，想诸道府，藩 臬不理，不得已稣达天听，发交督抚而押，俟数年仍复不理。其有人命重案，告 或不准，准或不验，验或不实．即实矣，则又避重就轻，曲为凶人开解。姑息之 政，徒以养痈，冤愤之气，遂以酿劫，此盗贼之所以遍天下也。”。凡此种种，都 在《越缦堂日记》中有着充分的反映，构成了李慈铭写作日记的政治背景。 第二节学术背景 李慈铭作为晚清知识渊博的学人，其日记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晚清盛行的 各种学术思潮的深刻影响。《越缦堂日记》所记历清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此 正处于中国传统的乾嘉朴学盛极之后，西学逐渐渗入中原但影响未著之时。李慈 铭对传统汉学基本上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而对西学则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情绪， 成为晚清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梁启超有云：“我国自秦以来，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 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诚然，清代学术以考证学为主流， 并于惠栋、戴震时期达到顶峰，世称乾嘉之学。明末清初，有识之士痛感空谈之 误国，于是将满腔抱负转而为学术工作，清代朴学由是而生。这一学派学风崇尚 朴实，治学基本方法为考据，治学态度乃实事求是，主张论必有据，据必可信， 在经学、语言文字、历史、诸子、天文、地理、数学、金石、目录等领域皆有累 累硕果。至嘉庆、道光之际，清朝的统治逐渐由盛转衰，各种社会问题层见叠出， 风靡一时的乾嘉考据学因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逐步走向衰落，于是今文经学再度 兴起，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争再起。 李慈铭自幼读书即受到诗古文学的熏染，但其后兴趣逐渐转向考据学，“二十 三以后一意予古文。非马班韩诗、非陶谢杜弗尚也，及二十五以后更喜治经、为 门名家之学。……予尝谓古书至于明季，灭裂几尽，为厄运之极。故渐兴于国朝，至乾嘉间而极盛，乃未五十年，遘此大乱，板籍毁者十九，此学人之不幸。而世之 妄人，乃谓乾嘉以来学术多歧，以致此乱，何其雠视古籍而无人心之甚耶。”。李慈 铭对汉学整理古籍功绩的盛誉，以及对汉学本身的充分维护，都是其崇尚、嗜好 汉学的铁证。 乾嘉汉学所尊崇的实际上是古文经学，传承东汉许慎、郑玄的统绪。继起的 今文经学，则奉西汉董仲舒为始祖，致力于探索经学之“微言大义”，二者壁垒分 明。李慈铭因奉汉学为圭臬，对今文经学的种种则大加挞伐，“自道光以来，经学 之书充栋，诸儒考订之密，无以复加。于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穷年 莫殚，又自知必不能过之，乃创为西汉之说，谓微言大义，泪于东京以后，张皇 幽眇，恣臆妄言，攻击康成，土苴冲远，力诋乾隆诸大儒，以为章旬短钉，名物 繁碎，敝精神于无用，甚至谓海夷之祸、粤寇之乱，酿成于汉学，实则自便空琉， 景埘一二古书，寐语醉梦，欺诓愚俗．其所尊者《逸周书》、《竹书纪年》、《春秋 繁露》、《尚书大传》，或断烂丛残，或悠谬无征，以为此七十子之真传，三代先秦 之古谊。复搜求乾嘉诸儒所辑之《古易注》、《今文尚书说》、《三家诗考》，攘而秘 之，以为此微言大义所在也。又本武进庄氏存与之说，力尊公羊，扶翼解诂，卑 谷梁为舆皂，比左氏于盗贼。盖几于非圣无法，病狂丧心，而所看之书不过十余 部，所治之经不过三四种，较之为宋学者，尚须守五子之语录，辨朱陆之异同， 用力尤简，得名尤易，此人心学术之大忧，至今未已也。”圆 李慈铭服膺汉学，固守汉儒家法，但并不单纯地否定宋学，“尝谓欲学汉儒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１７卷，第１２３３４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李慈铭‘越缦堂日记）６眷，第４１０３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李慈铭‘越墁堂日记）１２卷，第９０００页．广蒙书社２００４年． ｌＯ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治经，当先学宋儒之治心，一生不敢菲薄宋儒，良以此也”。。但是，对于当时涌 入中国的西学，李慈铭则将自己禁锢在“夷夏之辨”、“华夷之防”的藩篱之内， 旗帜鲜明地加以诋斥。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六月初五日，李慈铭在日记中荒唐地 记载：“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话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酋皆 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拘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觏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 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故其初挟制万端，必欲瞻觐。既许之矣，又要求 礼节，不肯拜跪，文相国等再三开喻，始肯行三鞠躬，继加为五鞠躬，文公固争， 不复可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如此正常的 一次外交使节接待，李慈铭在其中掺杂种种个人想象，无非是其“天朝上国”的 自大心理在作怪。 同时，李慈铭珠于世界大势，对中国政府对外派驻使臣亦深恶痛绝。光绪二 年（１８７６）九月十八日，李慈铭得知即将派驻外国公使，在日记中骂不绝口，“闻 郭嵩焘、刘锡鸿以二十五日赴西洋，故十五日召见二人，以请训也。此后分使各 国者尚多。去年文相国等保举之二十余人，皆将出使，竹箕虽归，亦不能免。凡 富二品者，月支薪水银千四百两，五品以上者八百两，七品以上者六百两，（如何 如璋等虽以侍读用，仍以七品论。）计朝廷岁麇帑金至六七百万，于洋税中提支。 所使皆鄙夫下材，不知国体。许钤身者，尤险诈无耻，洋人颇以其不由甲科，益 侮辱之。此议发于粤人陈兰彬，谓各国皆有夷官驻我都城，而中朝官无驻外国者， 欲以知情伪，通信命，非此不可。谋国无人，曲意从之，不知夷人挟其虎狼之威， 犬豕之欲。近据辇下，外扼各口，睚喋一言，上下惕息，要求劫胁，无计不从。 彼之监我，宜也。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嘲笑，徒重 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力，况皆驵侩奴隶之辈乎。兰彬嗜利小人，敢为大 言，自以翰林改宫，潦倒不振，途穷日暮，倒行逆施，祗以自便私图，不惜卖国， 言之可为切齿。郭、刘衔命至荚吉利，实以马嘉理之死，往彼谢罪，尤志士所不 忍言也。”＠不仅如此，郭嵩焘使英期间，曾以其所见所闻为素材，撰成《使西纪 。李慈铭‘越馒堂日记’９卷。第６４６３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车慧铭‘越绠堂日记’８卷，第５７”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李慧馅‘麓缓童日记，１０畚，第７１４３．７１４４１页。广陵书牡２００４年． 张涛：‘越缦堂日记》研究 １１ 程》，李慈铭则在日记中“特录存其言所以深著其罪”，大骂“嵩焘之为此言，诚 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ｏ晚清著名洋务活动家马建忠则被李慈铭 骂作“市井无赖，与夷厮交通”。＠洋务机构的设立，李慈铭也是攻之不遗余力， 如“由通商衙门而分之有同文馆”，是“以纲常为桎梏，名教为缧绁，学问为膏盲， 文章为痞疾，稍有人心者处之则群逐而大诟矣”。＠ 李慈铭对西方的物质文明由衷地佩服，在日记中对上海租界的繁华褒奖有加， “高楼矗霄，樯橹相望，窗户洞启，粲如列星，其下衢巷分明，竹树疏瑟，蔚然 渐至是，固风土之极变，寰域之殊闻矣。”。但是，至于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如开铁路、用电线等等，李慈铭则一概认为“西法之无足用，夷心之不可 启，国制之不可不存”固，虚骄自大、盲目排外的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李慈铭尊崇汉学、力诋西学的种种表现，是时代特色和其个性因素相结合的 产物。李慈铭所处的那个时代，乾嘉朴学已盛极而衰，今文经学再次勃然兴起， 西学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进入中国，影响日渐扩张，洋务运动的发生更使其 在器物层面得以应用。换言之，今文经学和西学二者在当时的中国大行其道，成 为学术思潮的主流。李慈铭在当时仍坚持走陈旧的汉学之路，对西学盲目排斥， 则显得比较保守和落后。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１０卷．第７４５５．７４５６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１４卷，第１０５３９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９卷，第６５７０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ｏ李慈铭‘越缦堂日记》６卷，第３９３Ｉ页，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 。李慈铭‘越经堂日记’６卷，第３８２２页，广袋书社２００４年．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李慈铭的生平和著作 李慈铭诞生于清宣宗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卒于清德宗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他 的一生，出入于科场、官场却又终生郁郁不得志，倒是在文场之中卓有建树，成 为晚清“名士”的一个特殊标本。 第一节一生坎坷贫病终世 李慈铭于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浙江会稽一个没落的缙绅之 家。他的出生，满足了长辈望子望孙的迫切心愿，给全家带来了无尽的欣喜，“时 祖母暨本生祖父母望孙甚殷，两伯父皆未得子，及见余生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