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全22册）pdf 电子版
书名：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册数：22册
大小：1.2G
格式：pdf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PDF电子书全22册，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唐代杜佑《通典》中特设“选举”类。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代以后的登科记保存较多，明清有关材料更为繁富。
2．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士奇《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篇，清文集，选文290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书目：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钦定学政全书校注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七史选举志校注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八股文总论八种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历代制举史料汇编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历代律赋校注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唐代试律试策校注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四书大全校注 上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四书大全校注 下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明代状元史料汇编 上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明代状元史料汇编 下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_上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_下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_中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梁章钜科举文献校注二种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游戏八股文集成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翰林掌故五种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贡举志五种 上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贡举志五种 下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钦定四书文校注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出版说明：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人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位擅长八股文的才女一，一一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她的那份功课单颇值得留意。“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倏，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这份功课单，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见了，一定不会有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正是打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鲁编修曾感慨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提示我们，鲁小姐大体可以代表明清时代的进士水准。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鲁小姐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鲁小姐也不一定是文学天才（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文学天才），但她的文化素养之高是不容置疑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是挑选文化素养较高、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鲁小姐这份功课单的使用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由此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附带指出：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国家的投资是很小的，其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一．一，家庭。国家主要管考，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人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科举考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佣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推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人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人《皓首学术随笔庵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佣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一1949年）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竟，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
